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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五日，記得那天天氣異常寒冷，我和武漢華僑補習學校﹝下稱僑校﹞第一批下鄉的同學一樣，天剛曚曚亮都已經收拾好床上舖蓋及行李，背起背包到操場列隊集合。早讀 之後，就聽工宣隊 隊長訓話，他在給我們每人胸前襟上紙做的大紅花之後，我們個個手捧著紅寶書 ，按照分配好的組別分別上了大卡車，準備出發。按當時的情況說，我們是響應了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而且是僑校首批下鄉的學生，但心情卻十分矛盾。一方面想到從此離開學校踏入社會，為自己的學識淺薄而擔憂；另一方面又想到自己在僑校呆幾年搞文革都沒讀到書，可以到廣闊天地，不再磋跎歲月，可能會大有作為而暗下決心。熱血青年想問題總是帶有幻想的，大部份準備離校的同學，意氣風發、豪情滿懷；而大部份送行的同學，雀躍非常、離校指日可待。此起彼落的毛主席語錄歌聲，和著有節奏的鑼鼓聲，夾帶吵雜的告別勉勵聲，響徹僑校。我們的車隊徐徐離開了僑校，我也就這樣帶著所有的行李離開了武漢。
我們小組五女二男共七人是被分配到湖北省天門縣干驛區馬灣公社前進大隊第五小隊落戶。其中四個女生是高二班同班同學，兩名是高一年級學生，另外一張姓男生是初二班的。命運安排我們在一起，七個人像一個家庭一樣，吃的是一鍋飯，點的是一盞燈，開始了我們的農村生活。
記得那天下午，由於無車路可通往前進五隊，我們七人在貫市鎮下了車。大隊干部帶領生產隊隊長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歡迎我們這些學生客，還叫來幾個農民用板車拖走我們的行李。坐了大半天車的我們，迷迷糊糊，都不知道是怎樣走入村的，只記得當時天色已暗，昏暗的油燈光下我們根本看不清楚有多少人，也不可能知道是哪幾個人在輪流講一些似懂非懂的估計是表示歡迎我們到來的話，加上饑腸轆轆、百感交加，一說有飯吃了，我們就不顧儀態，狼吞虎嚥地吃了我們在農村的第一餐飯。那天晚上，我們女生被安排在五保 戶張奶奶家住，兩個男生則住在隊長家。
張奶奶當年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孤身一人，自己煮食，吃的是自己種的菜，還餵養了十來只雞，身上穿的是用自己織的布做的黑衫，一雙纏過的小腳穿的是用自己納的鞋底做的黑布鞋。她每天早上會在家門口把隊里分給她的棉花紡成棉紗，下午就在土織布機上把早上紡的棉紗織成土布。由於她是五保戶，日子過的倒挺自在。隊里安排我們住在她家，她也十分樂意。雖然聽說土改時她被劃成中農 ，但她會給我們講許多解放前民不聊生的事。她喜歡我們聽她講話，更喜歡聽我們唱歌。說實話，我們也給她帶來生氣，帶來歡樂。我們在她那兒住了大半年，直至隊里用國家專門撥來的知青安置費為我們七人搭蓋新屋為止。
說起我們的新居，它是在一個土台上建起來的獨立磚瓦房。 建屋時，並沒有什麼設計圖，隊長手拿水平尺，指揮幾名生產隊員，十來天就建好了。砌墻用的磚及屋頂鋪的瓦，都是生產隊的磚窯燒出來的；墻是用泥糊磚象砌積木一樣砌上去的；屋內布局與當時大部份鄉村農民的住房一樣：中間是堂屋，這是我們吃飯、聊天、早讀的地方，也是我們擺放雞籠及我們養的豬晚上睡覺的地方；左右兩邊為房間，五位女生住一大房，兩位男生住一小房；小房後面隔了個柴火間，緊挨著柴火間，在堂屋內有一個大灶，大灶上放了一個大鐵鍋，我們煮飯、炒菜、燒水都是用這個鍋；至於廁所，是屋後的稻草屋，內埋有一個大糞坑，坑上橫著兩條木板用來踏腳放便，廁所門也是稻草扎的半截門；全屋傢俱只有一個木腳盆、一個大瓦水缸、幾個小櫈仔、兩條木長櫈、房內兩張簡單加工的無屜木桌及幾個木樁上釘成框再鋪上板的床，沒有電燈，只有兩盞煤油燈；唯一的兩個小窗沒有玻璃，只用透明塑膠袋封住。在當時，能住上這樣的房，我們都很滿意。
當時農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但也可能是由於我們知識青年的到來而有了少許的變化。村干部及村里的年輕人吃完晚飯，喜歡到我們的住處。起初是聽我們唱歌，看我們跳舞，到後來就向我們學跳”忠字舞” ，學唱革命歌。大隊、小隊每逢開會前，都會由我們知識青年大唱’革命’歌、大跳’革命’舞拉開序幕。農村的年輕人，可能是由於條件限制，尤其是女孩子，書讀的少，見識相對來說是狹窄些，但他們寶際上是很好學的。他們喜歡和我們交朋友，有的喜歡談天說地滿足其求知慾，有的學織毛衣花式，學用鉤針鉤織衣物，就連在地里勞動休息時也不放過。他們通過學唱歌多識幾個字，通過學唱毛主席語錄歌了解國家大事。他們手把手地教我們農活，教我們如何用柴煮食，教我們挑野菜，教我們如何瓜菜帶 計劃用糧、節省糧食，我們甚至向他們學手納(一種密針縫紉方法)鞋底準備自己做鞋。我們還用帶來的藥物主動為他們療傷。他們把我們當成貴客，當成知識面很廣的文化人，連結婚、嫁女都以能請來我們做伴郎/娘為光榮呢。
我們前進五隊是因人多地少且分散而出名，聽說是由於在大躍進時代大鍊鋼鐵吃大鍋飯荒廢了農地，許多農田因此被鄰村霸佔了，後來為了解決全村人的口糧，隊干部帶領村民在遠處開荒種田，”八里地”就是其中的一塊遠離生產隊的農田。盡管如此，由於天門地處江漢大平原，沒有多少荒山可供開墾，生產隊地少勞動力多的情形也沒有因此得到改變。因此，生產隊里不少有手藝﹝裁縫、泥工、木匠等﹞的村民在外做散工。我們隊水田種二季稻，冬季地閑就種豆；旱地種棉，冬季種麥。隊里還種了一些黃花菜、芝麻、蘿蔔等。生產隊社員每戶都分有一塊自留地，用來自種一些瓜菜自給。
當時農村根據勞動力的強、弱以及出工的多少記工分，年末再按工分值分糧、分紅(錢)。這大概是在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吧。我們是生手，體力又沒他們土生土長的農民強，自然不會是屬強勞力。而農村生產隊長一般根據勞動力的強、弱以及性別的不同安排工作。但是，說實話，在當時的大部份知識青年都很賣力，盡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工作，不會討價還價。
我們小組五位女生，一般來講，由於農具不足，我們每天最多只安排四個人出工，留下一、兩個在家洗衣、煮飯、挑水、到公社郵政所寄信、打理自留地、餵豬等家庭雜事。我雖然是組長，但說實話，在很多方面我都自嘆不如小組組員呢。陳寧珂，是我們小組的農活能手，各種農活她最快上手，人又很積極能幹、刻苦耐勞，肯幫助人；鄒雲卿，是我們的煮食能手，她可以將普普通通的材料，變成各式各樣的佳餚，待人又親切有禮；而黃影泉，一直默默做事，悉心打理自留地，經常挑野菜喂豬，精打細算地統籌我們的財政；她們三人本身是針織能手，能織能鉤一手好毛線織品，與隊里的團子(女孩子)們關係非常好，還學會了納鞋底等手藝。
在農村生活是艱苦的。這里的農民在當時，一般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用採摘來的皂果洗衣；吃的是隊里分的糧、自己種的菜、加上工余時間挖的藕，自己捕的或釣的魚，另外，自己餵的豬長肥了就可賣給合作社，這樣可以收到一部份錢及肉票，或到集市上把自家雞生的蛋賣出去換一些鹽、糖等：他們炒菜用的油是隊里分的，用棉花籽及芝麻榨出來的棉油或芝麻油；燒的柴是隊里分的棉梗、稻/麥草或他們在工余時間挖的樹篼；鞋是自己做的，衛生巾是用可以洗的布，而布基本上是自己織的，當然也有用布票買一套好的衣褲。農村一般農忙吃三餐，農閒吃兩餐。當地農民一般都有一些米花、炒面粉等點心，用來農忙時出早工前沖開水填肚皮，而我們知青什麼都沒有，每次都空肚開工。遇到需要到八里地出工，我們一般每人只在集市上買一個燒餅當中餐。我們生產隊是個窮隊，我們學會將南瓜和米一起煮當主食，我們甚至將不易消化的大麥也煮成飯，以解決糧食不夠吃的問題。記得省航運局派來招工的幹部到我們小隊，在我們組里吃大麥飯，而大麥飯很硬，很難咀嚼及吞嚥，他吃不下去，他為我們能承受這麼艱苦的生活而感動。至於菜，靠自留地的菜根本不夠吃，農民們有精力、有本事去隊外很遠的湖里挖蓮藕、挑野菜等幫補，而我們放了工什麼都不想做了，只能偶而在集市買些蛋、紅腐乳，加上有時農民找我們要點藥回送我們的咸菜配著吃。要吃葷菜，只能在遇上生產隊的牛死了，我們才會分到一些牛肉；或者是生產隊里有人辦喜事，才可大快朵頤了。至於我們喝的水，是從河里用木桶一桶一桶挑回來的。河里的水象泥水一樣，放在水缸內，需要用明礬淨水，才能飲用。
為了改善生活，我們也餵了一頭豬。但這頭豬跟著我們也遭殃，因為我們都沒什麼吃的，靠隊里分的那一點糠，根本是餵不飽它。我們沒辦法，有時也故意把豬放綁，讓它自己找食。豬非常聰明，你一松綁，它馬上就近到鄰居的菜地上大吃一頓，接著，我們就會聽到鄰居們大喊大叫，要我們把豬綁好、看好。
至於洗澡，說實話，我一年半沒沖過涼。夏天，我們在河里穿著衣服洗澡；冬天，一盆溫熱水抹抹身、洗洗腳算數。即使在工地挑堤(參加挖河挑泥，建水閘的水利工程)期間，我都只是抹身、洗腳而已。回想起來雖不可思議，但客觀環境會逼你就範。
對於自小在城市過慣舒適生活的我們，幹農活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農忙時，尤其在春耕季節，三、四點鐘天沒亮就得起床扯秧。初春的早晨，氣溫只十度左右，上身穿棉襖，褲腳卻要卷到膝蓋之上，打著赤腳下水田。水田的水是”刺骨”般的冷，加上當地人開工前都吃了點心，而我們是空肚開工(連餅乾都沒有得吃)，真的是饑寒交迫，水田里還有水蛭等著吸我們的血呢。扯秧一般扯到天亮，趕緊回家煮飯吃，接著又去插秧。插早秧，水田的水是冰涼的，彎著腰插一陣子秧，沒多久就感到力不從心，十分無奈。插中谷秧時，情況更苦。烈日當空，水田象一個蒸籠，蒸氣直撲面上，我曾經因此而中了暑，昏倒在田中，因而請了半天假，這是我一年半農村生活唯一的一次缺勤。插了一天秧回家，腰酸得無法形容，什麼都不想做了，但第二天還得照常出工。
記得一九六九年夏，經過幾天的暴雨，河水暴漲，我們小隊八里地是在河旁。隊長發現河堤滲水，馬上召集村里青、壯年護堤、修堤。我們和村里青年一起，為了保護田里已長穗的稻，完全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跳下水，在河里站成一排，手挽手用身子護堤，直至他們加固了堤壩才收工。我們割過稻、割過麥，幹完這活兒，腰、背真有難以形容的酸痛；扯棉梗、挑谷子，幾乎是要用盡你吃奶的力氣；就連農閒時，我們疏通河道，把河里的淤泥挑到田里(當肥料) ，一鍬的淤泥，都有近十斤重呢。相比之下，薅草(除草)，車水，摘棉花、摘黃花菜等，雖然一樣要雨淋日晒，但勞動量相對小得多。
說起我們的工余或假期生活，倒挺特別。他們農村習俗，每家每戶在過小年時都做一些米花、花生糖及年糕等年貨，用以過年時招待客人，剩下的就用來春耕時出早工當點心吃。春節，生產隊幹部為免我們這些舉目無親的僑生思家，隊長還規定每戶農民要送給我們一小筲箕年貨，還把我們七人分散在大、小隊幹部家吃團年飯、開年飯，一連吃幾天。每天有魚、有肉吃，還有酒喝，更難得的是可以過幾天”飯來張口”的好生活，當然十分開心。晚上，我們還跟村里青年一起，步行幾里路，去看露天電影或演出。農閒時，我們有時去鄰隊探望僑校的同學，聊天談心、學唱新歌；有時我們還結伴，步行一個多小時，到縣城買日用品及腐乳、咸菜等。但當時整個國家物質供應奇缺，說實話，有錢也買不到什麼東西。別看我們好象很堅強，但一收到家信，多少都有情緒，而且會相互感染，有時也會掉眼淚。晚上在煤油燈下寫家信，非常傷感，有時還報喜不報憂，以免家人擔心。
我一年半的農村生活，除了頭一年農忙時留在生產隊務農，在中共中央九大會議開幕前後(正值農閒)，經同學推薦，公社領導點名要我參加馬灣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隊類似文工團，十幾二十人一組，在公社範圍內的各生產大隊，用歌、舞、三句半、對口詞、快板等各種文藝形式，向公社社員宣傳中共中央文件及歌頌毛澤東，為毛的個人崇拜推波助瀾。馬灣公社宣傳隊是由我們僑校及武漢知青為主，還有幾個當地青年。隊長是一位退伍軍人，我只是負責排舞、練舞，實際上是把我在僑校宣傳隊所學過的舞，再搬到農村的舞台罷了，節目非常受落。我們白天練舞，晚上在公社或下到各大隊演出。住在公社倉庫，吃公社食堂的飯，日子過得倒挺諧意。每逢到馬灣公社下屬大隊演出後，我們還可吃上大隊幹部請的一餐豐富的霄夜呢。但每次演出歸來，由於要走一段田埂路，天黑路又不平，我的腳踝經常扭傷。
在秋收後，隊里根據上級指令抽調勞動力到漢川縣仙桃鎮附近的萬福閘工地挑堤治水。我迅速報名參加，原因是挑堤一天，可賺一個工分，而在生產隊，出工一天，我只賺到六、七分工分(=0.6或0.7個工分)。記得那天，我隨隊里一些人挑著五斤米、棉被、兩三件換洗衣服及鐵鍬，早上八點鐘前就離開家了。遠路真的是無輕擔，到中午，我越走越慢，肚又餓得要命，我在集市上買了塊燒餅吃，卻與他們走失了。我一人邊走邊問路，兩腳板都走出血泡，一直走到晚上七點多鐘，才走到工地。那種落寞、痛苦的感受，我永世難忘。
挑堤，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三、四點鐘起床出早工，人家有東西填肚，我們是空肚出工。中午開飯，十幾個人就那麼一盤看不見油星的蔬菜，還得搶著吃，我每次只搶到幾片，只好吃我自己買的腐乳，一餐也只捨得挑一點點吃。不說假話，一塊腐乳真可以吃上幾天呢。我們挖河道，把一擔擔淤泥挑到堤壩上，腳踩在軟綿綿的淤泥上爬斜坡，腰力少點勁都不行。後來萬福閘工地要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很自然被點名參加。我們的宣傳隊隊長是工地駐軍的一個解放軍排長，宣傳隊是以原馬灣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為主，天門縣文工團的編導被派來當我們的導演。為了統一我們的演出服裝，當地駐軍還發給我們每人一件舊軍裝及一頂舊軍帽。宣傳隊中只有我與一個四川知青兩個是同屬一個大隊的，我們兩人每天還得出早工，上午參加排練，下午和晚上到各工地演出。記得那時，河道越挖越深，地下開始滲水，加上連場大雪，上坡的路又濕又滑，我們沒有長統套鞋穿，學著其他知青一樣，卷起褲腳，打著赤腳挑泥。湖北的腊月，氣溫只在零度左右，我的小腿涷得通紅，有些毛孔還滲出血呢。但聽到工地的廣播室不停地表揚我們，我們心里熱乎乎的，越干越帶勁。
我們萬福閘工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很受工地民工的歡迎。由於當時文化大革命已進入斗、批、改階段，各縣的文工團已遭解散了。各縣、區召開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或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大會，都會邀請我們演出。我也因此很少再出早工了。
七零年六月底，萬福閘水利挖河工程接近完工，我們萬福閘工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忙著到處巡迴演出。記得當時我發了幾天高燒，我的頭髮大把大把地掉，但我還得堅持參加演出。後來，宣傳隊隊長看我病得不輕，帶我到萬福閘駐軍醫務所看病，醫生說我扁桃腺急性發炎，最好做手術治療。我因手上無錢，需要回小隊拿存摺，到儲蓄所取款入院治療，宣傳隊隊長幫我聯繫正準備回馬灣的手扶拖拉機，送我回前進五隊的家了。
說來正巧，當我準備踏進家門，看到湖北省航運局派來的招工幹部王志春師傅正在我們家吃大麥飯。我向他打了個招呼，他便遞給我一張表格。我正發燒，根本也沒有心情探問一些事。兩、三天後，我接到隊里通知，說我已被湖北省航運局取錄為工人了。我感覺事出突然，可能因為我在工地消息閉塞，不知道有招工這麼回事，加上我仍在發燒，不是很清楚發生什麼事，只記得我們在離萬福閘工地不遠的仙桃鎮碼頭上船，至於我是如何離開農村的家，我一點都沒有印象。發燒，使我根本不會有什麼激情，更談不上有什麼幢幜。我就這樣，迷迷糊糊地離開了農村。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二日，我開始了在湖北省航運局舵落口的建設港口生活。
在那個’火紅”的年代，絕大部分青年都不敢違背偉大領袖的”諄諄教導”，也不想辜負他老人家對青年人的寄託和希望。那一顆顆火熱的心，那一股股盲目的衝勁，也只有在那個年代生活的成年人才會理解。我們知青也一樣，有激情，有幹勁。我多次被評為公社、區、工地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但這並不代表我比我們小組任何一個僑生積極、能幹，相反，我受的苦比他們任何一個都少，我幹農活更沒有他們能幹。但我比他們幸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給我一個施展才藝的機會和舞台，使我較容易得到公社幹部及區幹部的肯定。也因為這個原因，我是第一批招工被錄取的知青之一。
一年半的農村生活，我們大家雖在努力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實際上，我們卻沒能做到，我們仍在化家里給我們寄的錢。雖然我們很節省，但寫家書的郵費、煤油、肥皂、買乾糧(燒餅)及為改善生活在集市上買的蛋、腐乳等都得化錢，我們沒買過廁紙，衛生巾是用可以洗的舊衣服撕下的布，沒上過館子吃，也沒吃過水果。而我，更沒有去過城市探親或訪友，每個月仍要化上六、七塊錢。我們錢是一起化的，我們的工分也是一起算的。扣除隊里分的糧、油、柴等，後來我收過隊里匯來的十七元零六角，說是分給我的工分錢。這十七元零六角，真正是我一年半時間用血用汗掙來的全部收入。
回顧我532天的農村生活，有得有失，有血有淚，有喜亦有悲。其中，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自己和千千萬萬個知識青年一樣，過早地踏上社會，失去了讀書的最好時光，導致後來為了充實自己，在女兒升讀小學時，我又踏進校門，爭回一張高級文憑，但至今仍未拿到一個學位。中、小學成績一貫優良的我，始終對此有點不服氣。另外，農村生活使不少思想單純、激情的知識青年，過早患上腰骨勞損等中、老年人疾病。我也一樣，不但是腰骨勞損，同時，也由於鉤蟲蟲卵寄生，我患了貧血症。而我離開農村時發燒，扁桃腺炎沒及時醫治併發風濕病，使我一到建港工作不久，就躺在醫院病床上四個多月，不能行走。更令我嘆息的是風濕病引發的虹膜炎，至今仍一直困擾著我。
但是，在這段農村生活中，我親眼看到靠天吃飯的農民，十分注意按農作物的生產規律安排農活，不同的節氣時令，耕種不同的農作物。他們面對大自然的挑戰從不退縮，但也不會胡作妄為。他們教曉我一個道理：做人不能隨心所欲，人順道行，道才有可能隨人意；我親身體驗過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鋤”的生活，我懂得要珍惜勞動成果；我領悟到，有些際遇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它包含在人生的過程。而在這世上，我不是最不幸的一個，只有知足，才能常樂；我學會了在逆境中求生，不輕言放棄；我雖然對社會沒有作出很大的貢獻，但我絕對不再是毛澤東所形容的一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和”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人。
這大概是我對我的農村生活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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